在中文世界，從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開始流行對於所謂「公共知識份子」的批判，如今想來，是非常荒誕且扭曲的。首先這個詞就是「Tautology（同義重複）」。余英時先生說過：一個知識分子一定是具有公共性的。所以批判「公共知識分子」的「公共性」就像是批評「漢堡」有「麵包」成份一樣。所以不僅從語言學的意義上，這種用創造新詞贏得爭論的批判是荒謬的—怎麼可能批判「漢堡」有麵包呢？你要麽批評「麵包」的成分和口味不對，要麼批判「麵包」之外的「餡料」本身，說：我明明點了「牛肉漢堡」，你卻給我「牛肉漢堡」；從邏輯上，這種批判也完全難以說通，盡淪為一般性的網絡詭辯。
但除開批判本身的問題，這種現象其實反映了兩件事：首先，提出這種批判的大眾一方面更在乎「公共知識分子」的「公共性」，另一方面不在乎「公共知識分子」的「知識」本身。第一方面，除了如批判「漢堡」含有「麵包」一樣荒誕之外，也表現出對於「公共性」的狹隘理解：與西方相比，現代東亞知識分子不是「公共性」太多，是「公共性」不夠，以至於他們一旦和現代媒體結合展現出類似於西方知識分子的「公共性」時，大眾往往不太適應。而第二方面，他們對「公共性」理解亦過於狹隘—「公共性」不只意味著像陳丹青和許知遠一樣上電視，也可以通過網絡，朋友圈，甚至你對你一群朋友喝酒時的質疑都屬於這個範疇；最極端的，你的一切語言和創作中甚至不需要展露明顯的公共觀點，只要是表現出對於社會的關懷，這都是某種公共性；但有「公共性」也不過是「知識分子」的必要不充分條件，一個到處留言的「網友」極有「公共性」，一個到處演講的「政客」也極有公共性，但他們卻少了知識分子更重要的一個條件—「獨立性」。他們往往很難抽離出自身和所在政黨的利益顧慮，而真正做到英國批評家馬修阿諾德（Matthew Arnold）所說的「To know and distribute what is best known in the world in a disinterested way（以相對中立客觀的方式知曉和傳播世界上可知的最好的知識）」。這也常常是知識分子從政的困境之一。
但相比之下，東亞知識分子就像周非所說的，太常在「功名和自由之間掙扎」，其所追逐「公共性」到底基於於前者，還是後者往往無從所知，並常引起誤解。第二方面則是「知識」的層面。比起批判「公共知識分子」的「公共性」，更應該關注他們的「知識」性，比如關注他們所傳播的知識是否是正確屬實的，是否表現出一種「追求真理」的態度，或者說，就算不完全準確，是否能激發人建設性的探索「真理」？但這個環節往往被忽略。我們總是關注這個「公共知識分子」又上了哪個電視台，或者又和哪個「明星」對話，卻不在乎他們所說內容中的「知識性」和「真理性」。如果後者是正面的，甚至是主要意義；那他們和哪位網紅對談，或者催生了多少流量要麽並不重要，要麽真的有利於優質知識的傳播—何不美哉。本雅明也曾是個威瑪德國時代的電台「DJ」，多麼朋克的哲學傳道士。我想他如果活到今天，肯定也去做直播了吧。
